第50章 精神透析（一）(第1/2 頁)

這些年來，高加林難得今冬農閒的時節，這段時間他除了挖窯，就是看看書，好在父親幫著幹，時不時德順爺爺也過來搭搭手，給他幫忙。 加林往外運土的是一輛獨輪車，加林小時記得的是木頭輪子，不知是什麼時候，已改成了架子車輪子了。倒土的地方又不遠，距離窯口也就十來米，氣打飽，加林推一車土就像耍一樣。 農家人過日子，就這麼一天一天地混著，反正也不愁吃食。 加林一有時間就看書，幹活累了看書，高興時候看書，痛苦的時候也看書。 冬夜綿長，高加林睡不著的時候，他就默默地躺在炕上，一根接著一根的吸菸，其實他心裡深處卻暗流湧動，這暗流，時而不動聲色，時而波瀾滾滾，使他不能自已，有時，他便索性放縱自己，任其思潮跌宕起伏…… 他回想蹉跎歲月，漫漫十年的求學路，社來社群開門辦學的雨雨風風，學生時代和黃雅萍的精神契合，高考的失利，他的三年小學教學生涯，還有和劉巧珍那曾經一度的美好愛情。這一切的一切，都像天上的雲彩，已不知行蹤了。無情的歲月，現在留給他的只能是自己獨斟自己釀成的苦酒，以苦笑來排闥心中的苦澀。 這天晚上，高加林身體雖說有點疲憊，但他的大腦卻非常清晰，他便拿出了賈老師捎來的剪報本，這是用紅旗雜誌做的封面，用隸書寫著《思想戰線》第五冊。 賈老師真是個細心人，他給剪報還做了個目錄，旁邊還用鋼筆寫著《撥亂反正》。裡面都是大塊頭的文章，加林仔細地翻著，第一篇是《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的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再往下看便是觸及高加林靈魂深處的圍繞“思想解放的先驅”遇羅克的三篇報導文章，都是八零年七月份的，一篇是《光明日報》二十一日《劃破夜幕的隕星》；另外兩篇是《北京日報》七月十五日刊登的《逆風惡浪中的雄鷹》和《一份血寫的報告》。 加林停下了吸菸，嘴裡不停地念叨著遇羅克—遇羅克…… 這個遇羅克是何許人也，竟能引起高加林的共鳴。 高加林又接上煙點著，吸著看著，遇羅克出身於這樣一個家庭，他的父親遇崇基早年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五十年代是華北電業管理局的工程師，一九六二年他在《北京晚報》發表了短篇小說《蘑菇碉堡和菜花老人》；一九六三年《大眾電影》雜誌刊登了他的《評影片＜劉三姐＞》；一九六四年他寫了《焦裕祿演戲》的梅花大鼓，由北京曲藝團演出。 他曾固執地認為，自己出身雖然不好，但黨是重在表現的。因此， 他沒有必要看低自己，更沒有必要把自己的社會性參與限定在一個“應有自知之明”的框框以內，他覺得自己完全有資格以馬克思主義者的身份，進入社會政治的話語，參與什麼是真馬克思主義什麼是假馬克思主義的辯論。當他讀到《文匯報》上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時，他立即寫了《從＜海瑞罷官＞談到歷史遺產繼承》投寄《紅旗》雜誌，被退稿後，接著他又寫了一篇《人們需要不需要海瑞》，副標題是＜與姚文元同志商榷＞”投寄了《文匯報》，他明確地指出：“姚文元同志代表了存在於思想界中的機械唯物論的傾向。我覺得和這種傾向進行鬥爭的時候到了。” 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文章放在該報第四版最下角刊出，他認為這不符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也不符合黨一貫執行的“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的政策。於是他在一九六六年夏秋，便開始撰寫《出身論》，該文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社會影響和家庭影響，強調社會影響遠遠超過家庭影響，家庭影響服從社會影響；第二部分、重在政治表現問題，分三個方面論述；一、出身和成份完全不同；二、出身和表現關係甚小；三、出身好壞和保險與否毫無關係。這個話題是從“黑五類子女不保險”的說法引出的。第三部分、受害問題，從大學招生、工廠提幹、農村給地富子女劃成份、街道辦事處改選居民委員會等幾個方面得出如下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