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部分(第2/5 頁)

，還是按局裡的檔案辦。’杭德洲說他工作忙，要屈鴻鈞協助，

並令我通知屈，我說我不能通知他，由你同他商量，他如果願意協助你，只要他給

我說一聲，就算是把人交給了你。當屈告知我時，我說這不是咱隊上的安排，你聽

老杭的吧。因為他們沒有陶俑底數，不是照冊清點，而是臨時見俑登記，並從登記

到同秦俑館交涉，以至於一件件的點交，都是由杭德洲同屈鴻鈞經手的，我並沒有

參入和聞知，當然不能說我有工作上的責任。何況原秦俑考古隊向秦俑館移交的這

批文物沒有按時交付，從1985年11 月29 日檔案下達到1986 年12 月2　日，拖

期長達一年之久不見移交。

在這期間，文物局沒有任何檔案或是口頭通知委託現秦陵考古隊代管。別說他

們之間一年之久不交，就是十年，或更長的時間不交接，都與我毫無關係。

因此，我沒有事實上的責任。至於雜品庫記憶體放的將軍俑頭，我王學理壓根就

不知道。一號坑在第一次發掘時，共出土四個將軍俑，但原考古隊向秦俑館移交時，

卻少交一個將軍俑頭，並將其擅自藏匿於現考古隊的雜品庫內，因為在1985 年11

月7　日，柴忠言（原考古隊修復人員）把鑰匙交給屈鴻鈞時，其中是放雜物的一間

普通房子，裡面除兩盤鋼筋，九根半鋼管、十多塊雜木板、一個木案子，還有其它

一點雜物外，並沒有任何文物。有這兩人移交簽字的清冊可證，而掌管鑰匙後的屈

鴻鉤從來沒對我說過裡面有俑頭。既然我不知道，當然也就不負法律的、事實的和

工作上的責任。這一切責任應當歸於把貴重文物不交，並亂塞於雜品庫中的原考古

隊杭德洲同志，可文物局不但對此不予追究，反而責諸於人，企圖不是昭然若揭嗎？

將軍俑頭案發後，有人向公安機關建議將我王學理逮捕，但臨潼縣公安局卻明確表

示：只要發案時本人不在，就沒有直接責任，因此也就不能逮捕。1987 年2　月17

日，雜品庫內的將軍俑頭被盜時，正值我在北京參加《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的編寫

會議，在2　月13 日去北京前，我曾三次委託主管考古隊安全的劉佔成負責工作，

並向考古所石興邦所長彙報過，　25　日晚從北京返回西安後，得知雜品庫門被撬，

26 日趕到工地後摸清了情況並及時向省文物局和臨潼縣公安局報案，這一切足以

說明，我非但沒有事故責任，而且是有文物責任感的，作為鄰居，我是盡到了道義

上的責任的，因為這是鄰居家中失盜，並非秦陵考古隊失盜，由我主管的秦陵考古

隊文物庫房和發掘現場，文物是清楚的，有安全保障的，並沒有發生任何失竊事故。

至於發生在1986 年7　月和1987年3　月20 日的兩次一號大廳後部武士俑頭被盜事

件，責任者很明確，前者是原考古隊在移交過程中丟失的，後者是秦俑館接收後丟

失的，兩個俑頭各有屬主，均未交秦陵考古隊代管。而1987 年2　月17 日被盜的

將軍俑頭則是原考古隊該交而不交的私藏之物，理應追究其栽贓之過，怎能說是秦

陵考古隊連續被盜呢？三個俑頭的連續被盜，恰恰反映了文物局主管領導的官僚主

義和原考古隊的管理混亂。舍此，別無他責。

“我王學理主管的經過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