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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我們的官員和學者們最樂意的就是從國際讚賞中受到鼓舞。一個窮國向發達國家無私的輸出財富，這看上去非常不合常理。但深入中國的體制稟賦內部，我們大致就可以看到，這種怪現象實際上不僅是符合邏輯的，而且幾乎是必然的。設想一下，如果土地(包括其他要素資源)不是完全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上，而是物有所歸，那麼其價格就一定會受到成本收益的約束，而不至於像現在這樣毫無底線。再設想一下，如果官員的行為受到某種民意的約束，那麼土地即便歸於政府，土地的價格也不會如此毫無理性。不過，對於地方政府來說，這種看上去的&l;不理性&r;，恰恰是一種理性。因為只要能夠將成本(經常是是巨大的成本)推遲未來或歸於隱性，那麼，只要能夠製造哪怕些許gdp，在政治上都是合算的。遺憾的是，以上我們假設的兩種情況在中國都不存在。換句話說，這種缺陷正是中國獨特的體制稟賦所在。而這種體制稟賦就是製造中國在全球化背景中種種荒謬現象的首要原因。&rdo;

感覺到自己有點失態，方健略微平息了一下繼續說道：&ldo;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另外一種因素也有力推動了中國的財富輸出。這就是所謂中國在全球化環境中所採取的一種政府中心主義戰略。這種戰略將一個國家的政府而不是一個國家的企業和人民作為競爭的主體。在全球化時代，一個國家的競爭力主要體現在這個國家的企業和人民所具有的競爭力上，作為一種遊離於政府之外的力量，企業比政府力量更容易跨越民族國家的邊界。跨國企業巨頭在全球化中越來越顯赫的作用已經證明瞭這一點。然而，在整個轉軌時期，尤其是在整個1990年代，中國在全球經濟競爭中一直固守著一種政府中心主義的戰略姿態。政府中心主義，作為中國內部全能政府體制的延伸，是一個非常自然的結果。它要求將最大限度的財力集中在政府，以形成某種&l;調控&r;能力，這種調控經常也附帶著要達到從資源上鉗制異己經濟力量的目標。中國以政府控制為基礎的匯率制度所形成的龐大的外匯儲備、以廉價出賣資源為手段所獲得超高的fdi、以壓低人力工資和財政補貼所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以政府投資為主強行拉動的經濟增長率等等，都是這種政府中心主義戰略的後果。在實現上述戰略目標的過程中，壓抑、擠壓本土企業尤其是本土民間企業的成長就是必然的。回溯歷史，這種情況雖然經常發生，卻於今為甚。無需我們在舉例說明中國企業掙紮在全球產業鏈低端的困苦情形，任何對中國企業全球位置有了解的人都對此心知肚明。也許，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對於一個完全經濟人化的國家官僚體系來說，要想獲得了某種跨越民族國家範圍的巨大尋租利益，蓄意維持一個貧困的底層和一群毫無競爭力的企業，就是它們所必須做的。&r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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