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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我們家的經濟條件還不是最差的,有的同學家就指望雞屁股這個「小銀行」,買個筆和本子,都拿幾個雞蛋到小賣部換。上中學了,同學中有城裡工人子弟和幹部子弟,他們的經濟條件不知比我們農民子女好多少倍。他們每頓飯到食堂打飯買菜,我們是每週從家裡背煎餅。夏天,煎餅兩天就長黑毛,大家便在宿舍里拉上繩子,把煎餅搭在上邊晾。宿舍裡掛得滿滿當當,看起來像一面面小黃旗,到處是刺鼻的黴酸味。就是這樣長毛的煎餅,每頓飯用開水泡一下,就著鹹菜吃。同周圍幾個村比起來,我們村的生活最差,好多學生用破提籃盛飯上學,所以,同學們編了個順口溜:「金郭莊,銀源泉,天津灣的破提籃。」但我們村的學生學習最用功,每次考試,成績總在前頭,考大學的成績也不賴。尤其是「文革」後恢復高考,我們村每年考出的大中專生都在20名以上。1979年,考出去了30名。近幾年來,全村出去的大中專生總共500多人。爹說,五六十年代,我們天津灣西村的人口是1700多人,40多年過去,現還是那麼多人,除了計劃生育的原因以外,考學出去的人多是重要因素。我們村被稱為「狀元村」。還有位學者把村裡出去的大學生稱為「從破提籃裡走出的學子」。
離開爹孃離開家這些年,我總喜歡這個拍攝像爹孃一樣的普通百姓。這位老大爺見到我總說我像他的兒子。(1984年)
也許小時候娘給我割了絆腳線的緣故,我的路越走越遠。1990年,我組織了紅軍長徵路攝影考察隊,9個多月的時間,騎腳踏車走完兩萬五千裡長徵路。上圖為在盧定橋上留影。下圖為過草地的情景。
也許小時候娘給我割了絆腳線的緣故,我的路越走越遠。1990年,我組織了紅軍長徵路攝影考察隊,9個多月的時間,騎腳踏車走完兩萬五千裡長徵路。上圖為在盧定橋上留影。下圖為過草地的情景。
三年前,從「破提籃裡走出的學子們」捐資為村裡修了柏油路,蓋起了一所設施完善的學校,教學大樓就恰巧建在早已剷平的焦家林邊上。每天,上課的鐘聲在學校上空迴響,比當年焦家林焦雄墓前的那塊石碑廂板的響聲更悠揚,傳得更遠。
「西方大路」與「東方大路」(圖)
四爺爺的大兒子焦文俊(我的大叔)去世後,堂弟站在椅子上,為他舉行「叫地門」儀式。(1998年)
「命歸西天」是人們對死的結語。傳說西天是一方淨土,是一個極樂世界,是在爭爭奪奪,忙忙碌碌的人世間走了一遭的人的最好的歸宿。
其實,「西天」再好,也不是人們嚮往的地方,臨死的人仍留戀生活的這個「東方」世界,活著的人也總是千方百計地想把要去「西方世界」的人拉回到這個「東方世界」中來。我的家鄉有種風俗,當人彌留之際,親屬用木勺子敲打門框,呼喚著他回來,有不少人果真會「死」而復生。
我10歲那年,爺爺硬朗朗的身體突然患病,在後脖頸上長了個腫瘤。據大夫講,只要動個手術,摘除了就會痊癒,以後也不會復發。但爺爺脾氣犟,死活不去醫院,也不做手術。他說:
「我已活了76歲了,閻王爺已捎來了三封信:一是眼花,二是耳聾,三是行走不便,是該往西方路上走的時候了。」
但說歸說,他還是對生活的社會十分留戀。他讓人攙扶著走上南山坡,看著住了70多年的村莊,不願離去;見了孫子孫女們也格外親熱,拉著我們的手久久不放開:
「要是看著你們都成人多好!」有時還自言自語:「俺要跟閻王爺說說,讓俺在『東方大路』上多走幾天。」
一天夜裡,他的病情惡化,從床上滾到地上,僅剩一口氣了。爹趕忙給爺爺穿壽衣,娘跑到廚房,拿了把木勺子敲打著門框,一遍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