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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建立在自給自足的小農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在自然經濟的生產方式條件下，社會成員間的相互依賴性小，人們自覺結成社會契約來調節人們關係的願望小，顯得比較自私，需要有一個超然的絕對公共權力來調節人們之間的社會關係。中國2000年的皇權專制制度就是先塑造一個超然的絕對公共權力（皇權），再由皇權透過嚴刑峻法來阻止人們之間的爭鬥。在這種制度下，透過給予皇帝整個社會所能給予最大的享樂、地位和權力來使皇權變得超然，比較公允，再透過對儒學的利用來使人們相信皇權是合理的，同時透過宣揚&ldo;滅人慾&rdo;的程朱理學來減輕人們對社會資源的佔有慾。中國這種極具特色的皇權專制制度在秦滅六國時得以確立，在漢代&ldo;罷黜百家，獨尊儒術&rdo;時得到鞏固。隨著南宋&ldo;滅人慾&rdo;的程朱理學提出及其在元代的完善，在明初透過對其的利用使專制制度達到歷史高峰，應該說它基本上能夠滿足在自然經濟條件下調節人們社會關係的要求。

那麼使這種專制制度發生革命性的變革需要什麼樣的社會條件呢？那就是社會生產方式的變化，當主流的社會生產方式從農村自然經濟過渡到城市商品經濟時，就會對這種皇權專制制度提出變革的要求，使中國跳出王朝更替的怪圈。商品經濟的發展使社會生產分工水平提高，人們之間的相互依賴性提高，人們就會產生訂立社會契約來調節社會關係的願望。當社會分工到達一定的程度，參加社會分工的各個博弈方為了使各自的利益最大化，會自發地訂立某種社會契約來保證社會分工得以有序進行。一旦城市商品經濟成為主流的社會生產方式，參加社會分工的社會成員就會有結成某種社會契約並主動遵守的願望，為調節社會關係而塑造的一個超然的公共權力（皇權）變得可有可無，相反不受制約的皇權為滿足自己的私慾反而會不斷地侵犯工商利益，建立一種對皇權實行限制的制度或是可完全代替它的公共權力成為歷史的必然。所以說，商品經濟的高度發展必然使皇權專制制度不可避免的遭到挑戰，是使中國走出王朝更替迴圈怪圈的不二法門。除了商品經濟的發展會對皇權發出挑戰外，文人的思想解放也會透過反思甚至顛覆維護皇權的意識形態和道德體系使專制鬆動甚至對其發出挑戰，但這一般都必須要有一定的社會契機或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基礎（甚至是兩者互動）。隨著明朝中後期海禁的開放和近兩百年的和平發展，商品經濟高度發展。由於經濟的發展使人民更加富裕，追求生活享受不再為最高統治者所專有。商品經濟的發展一方面使社會變得富有，更多的人民可以追求生活享受；另一方面，擴大社會消費也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原來建立在短缺自然經濟基礎上的主張滅人慾的偽道學已不適應變化了的經濟基礎，主張建立以承認一定程度上人的合理慾望為基礎的新道德開始成為明末一些官僚的共識。與商品經濟發展相關聯，傳統的以君主為中心的&ldo;以民為本&rdo;的治國思想也不適應經濟的變化，一些基於人本主義的個性解放思潮開始出現。由於偽道學越來越不為文人所接受，在傳統框架下的治學開始變得越來越空洞務虛，一些文人開始提倡實學致用的治學觀以改變治學風氣，東林書院的出現及主張正是符合了這種時代要求。由於社會道德觀開始變化，專制制度賴以存在的偽道學變得越來越空洞，官僚集團道德水平急劇下滑，專制制度又不能提供有效的監督機制，政治腐敗蔓延。對政治制度開始反思的思潮出現，有識之士提出，皇權是萬惡之源。社會思潮的撞擊反映在政治上表現為&ldo;黨爭&rdo;，明末的&ldo;黨爭&rdo;與以前的朝代不同，基本上還能只基於政見的不同，基本能遵守政治規則，似乎有了現代政黨政治的雛形。由於社會思潮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了官僚集團，使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