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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個人中，有一個是我，26歲；還有一個是後來頻頻在國際上獲獎的著名導演謝飛，33歲。那個時候，他僅是北京電影學院的一個青年教師；另一個人是嚮導，公社派他為我們

帶路，保證我們在九點之前趕到山區的公路邊。如果走大路的話，三十六里地，我們絕不可能按時趕到的。只有抄近路，才能確保我們在九點以前趕到。再有兩天，就是1976年的元旦，當天我們不能到達安順，謝飛就會誤了回北京的飛機，而我，還不知道哪裡去過元旦呢。

我們是在清晨七點三刻，吃完早飯上路的。因為時差關係，此時，在四大寨，也只不過是天矇矇亮而已。

四大寨是很出名的一個苗族寨子，可就是太偏遠了。這地方地勢險惡，到處都是高山陡坡，懸崖絕壁。我們去那裡採訪、體驗生活，主要是因為那裡有一個土皇帝小羅山設在狗場屯上的王宮廢墟。那一個多星期，險峻大山裡的安寧、靜寂、廢荒的滋味，我們可是嘗夠了。

沿著七彎八拐的茅坡小路，我們腳下一點也不敢鬆懈，跟在嚮導後面，疾如旋風般走著。一個小時十五分鐘，就是在平地上走二十多里地，也是十分緊張的。

緊趕慢趕，我們終於在九點過二分趕到了公路邊，等了十幾分鐘，也不見招呼車開來，卻被一個牽牛扛犁的布依族漢子告之，招呼車九點沒到就開過去了。怎麼辦呢？嚮導完成了任務，要回四大寨去。而我們，靠步行，要走四十里地，才能到達紫雲。按正常速度，四十里山間公路，得走四個多小時。不走也得走，我們就上路了。大約走了二十分鐘，身後來了幾輛運送穀草的馬車，我們和馬車夫一商量，如釋重負地搭上了馬車。

坐上了馬車，倚躺在鬆軟的穀草上，軀體舒展了，但我們的心情都是不輕鬆的。謝飛這次專程從北京來插隊的山鄉找我，是讀到了我的處女作《高高的苗嶺》，想把它改編成電影。訊息傳出去，卻不料一些管知青的人，不同意這件事。在他們看來，寫一部電影是多麼重大的事，怎麼能讓葉辛來改編。謝飛和他們發生了激烈的爭執，在他們沒有同意的情況下，我們寫出了劇本初稿，而且一齊跑到四大寨來了。這件事的結局如何，還沒定論呢！躺在穀草上，我又憂鬱地提起了這一話題，謝飛安慰我說，這部電影總是要拍的！

那一天中午，我們的馬車到達紫雲；傍晚，客車把我們送到安順。第二天來到省城貴陽，我們就分了手，各奔東西了。

儘管謝飛很樂觀，在1975年朔風凜冽的嚴冬，電影終究還是沒有拍成。《高高的苗嶺》最終改編成《火娃》搬上銀幕，是翻天覆地的1976年過去以後的故事了。但是和謝飛一起，從四大寨趕出來的那段旅途，卻永遠留在了我的記憶之中。

（2001年7月）

第三部分

我的心願在山鄉

每當我在電影院裡看到山區的畫面，每當我在電視螢幕上看見雲罩霧繞的山嶺，每當我在畫報上欣賞到鬱鬱蔥蔥的山巒，每當我在小說中讀到對山鄉的描繪，我的身心都會在瞬息間油然升起一股難以言說的感情。是依戀、是感慨、是驚喜、是悲嘆……可以說什麼都有一點，也可以說什麼都不是。原因很簡單，只因我的青春歲月，我從青春步向中年的整整二十年春秋，是在雲貴高原的大山裡度過的。那千山萬嶺盤繞迴旋的景象，那無數支嶺支脈組成的山的世界，同樣有春潮、夏泉、秋雨、冬溪織成村寨上的四季。而世世代代棲息在大山世

界裡的村民們，同樣有著人世間的悲歡離合。

他們日出而作，他們日落而息，他們看似無所求，可他們一年四季都在默默地耕耘。求得只是風調雨順，求得只是秋後的收穫，以把人世間的這一份日子，打發得稍稍順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