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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袁紹的&ldo;六年服喪&rdo;之謎已經逐漸揭開了面紗：

在第二次黨錮運動開始的公元169年，袁紹剛剛完成了自己的三年母喪。袁紹見自己的岳父李膺等黨人被處死，十分害怕，只好在故鄉繼續呆下去，而名義就是為自己宗法上的父親袁成追補服喪。其實，他對這位沒給自己留下任何印象的伯父兼繼父不可能有多少深厚的感情。他的後三年服喪，更多地是在哀悼自己的岳父李膺等黨人之死，也聊以避世，等待覆出的時機。這使得他的青年生涯非常與眾不同，特別是與他的異母兄袁基和異母弟袁術相比，顯得更加特別。

被禁錮的黨人袁紹固然必須賦閒在家，但是並不必苦修72個月之久的超長喪禮。他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看來主要是為了在士大夫，特別是黨人中樹立威望。正是在第一次黨錮運動之前三個月，著名黨人荀爽曾經上奏漢桓帝，強烈要求在官員中恢復&ldo;三年之喪&rdo;制度。黨錮運動開始之後，袁紹不僅沒有為了避免戴上&ldo;黨人&rdo;的黑帽子，與李膺的女兒離婚，反而不惜犧牲自己的仕途，身體力行地堅持執行&ldo;三年之喪&rdo;，爾後又&ldo;追行父服&rdo;。這種行為看似反常，實際上是對漢朝政府的抗議示威，必定會贏得荀爽等黨人的欽佩，為袁紹以後的人際交往積攢政治資本和領袖威望。除此之外，自從袁安平反楚王英案，挽救許多佛教徒的生命以來，袁家便勢必會時常與佛教接觸，這或許也是袁紹過6年禁慾苦修生活的精神動力來源。

在禁慾苦修期間，人最需要的就是一個&ldo;忍&rdo;字。漢語中的&ldo;忍&rdo;字有雙重意思：一是忍耐、堅毅、有自制力，二是殘忍、不寬容。這兩重意思看似自相矛盾，其實卻是同一塊硬幣的兩面。中世紀日本的&ldo;忍者&rdo;，也許能最好地詮釋&ldo;忍&rdo;字的這雙重特性：對自己強加極高的要求，盡全力保持和提高堅毅、忍耐的自制力；對他人則相當殘忍、不寬容，甚至對自己的子女都是如此。在這個方面，古代印度和希臘的武士階層(即所謂&ldo;剎帝利&rdo;)，與日本忍者也極為相似。筆者認為，長期的禁慾往往會導致人性的扭曲，如果修煉者信奉的理論中缺乏恕道，便容易產生反社會、甚至反人類的思想。袁紹經長期禁慾苦修和賦閒在野之後，一旦手握大權，便立即開始極端血腥的報復，後來又把仇恨的火花撒向親友、部下和同事，最終導致眾叛親離、自我毀滅，其思想根源恐怕正在於此。

作為袁家僅有的黨人，袁紹可以孤獨地過他的苦行僧生活。但對於袁家的其餘成員來說，漢靈帝的朝廷可從未忘記他們。據《後漢書&iddot;崔駰列傳》記載，在建寧年間(公元168～171年)，名士崔萛去世，但崔家經濟困難，無力治喪。於是，光祿勛楊賜、太僕袁逢、少府段熲三位九卿一起湊錢幫崔家辦喪事，大鴻臚袁隗書寫碑文。由此可見，就在第二次黨錮運動期間，袁氏一門同時出了兩位九卿，驟然重新顯貴起來。此事還說明，袁氏兄弟與楊賜、段熲二人的關係也非同一般。

楊賜的楊家，是東漢末年唯一可與袁家相提並論的公族。楊賜的祖父楊震官至司徒和太尉，楊賜的父親楊秉官至太尉，楊賜本人是漢靈帝的老師，後來官至司空、司徒和太尉，楊賜之子楊彪也把三公作了一個遍，算是另一個&ldo;四世三公&rdo;門第。但是，若論首次擔任三公的時間，楊氏四世可都比相應的袁氏四世晚幾十年：楊震晚於袁安，楊秉晚於袁敞，楊賜晚於袁湯，楊彪晚於袁隗。若論勢力和財富，楊家更遠遠不如袁家。袁、楊兩家人的關係相當不錯，楊秉曾與袁逢聯合查辦侯覽、侯參兄弟貪汙案，楊彪又娶了袁逢的女兒，生下兒子楊修。因此，楊賜與袁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