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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6年起普京就在那兒工作的“宮廷集體”裡，普京曾經顯得相對形單影隻。在那裡，他甚至沒有努力使自己表現得特別出眾：因為這樣會更加輕鬆地生活和工作。

普京也沒有將自己遠大的抱負表露出來——包括在總統辦公廳和以前在阿納託利·索布恰克身邊工作時，儘管他不得不解決重大經濟問題並領導聖彼得堡市這座大城市的對外聯絡工作。但到了1999年底，普京已經不再孤獨，在國家杜馬選舉中，支援他的人中不僅包括掛肩章的人，還有俄羅斯其他大部分的公民，包括知識階層的人、青年大學生、工人和公司職員以及大部分企業主們。基於此，弗拉基米爾·普京很快處於以前他所說的“社會健康力量”凝聚的中心。歷經過太多的混亂局面之後，俄羅斯事實上出現了復興的機遇。這種復興今天就發生在我們的眼前，儘管它並非那樣迅速——像我們當中許多人所期望的那樣，因為社會的疾患過於根深蒂固和糾纏不清。問題在於，在自己的擁護者當中，能夠搭建一個由政治家、經濟學家、軍隊領導人和國務活動家組成的牢固而內行的班子是非常困難的。

政治權謀和人民的選擇（5）

無論是在俄羅斯還是在西方，現在都出現了為數不少的、堅持客觀公正立場的觀察家。他們認為，早在普京被任命為總理的那一刻起，其言行舉止就完全符合社會上希望出現有能力保證正常秩序的、強有力的領導人的期待，在選民的眾多託負中，佔據第一位的是要求儘早積極改變國家的貧窮狀況，將貪贓枉法者從自己身邊清除出去，限制“寡頭們”的影響力。此外選民們還要求結束車臣戰爭，但必須以俄羅斯可以接受的條件為前提。

葉利欽及其“家族”在過去的活動中出現的諸多問題使俄羅斯選民不再會表現得特別激動不安。在解釋自己決策的原因和動機時，普京曾幾次引用過俄羅斯民眾的期待和要求。普京早在出任總理初期就曾講過：“我感到自己不是救世主，而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俄羅斯公民。我體會到了任何一位俄羅斯公民的感受。很顯然，人們感受到了它並由此而支援我。”　後來，《訊息報》曾回憶起普京的這些話語，認為它對於一位克里姆林宮高階官員來說是很奇怪的。通常，他們早就忘記了普通民眾的需求和利益。　在這裡，我們順便重溫一下馬克思主義那個著名的“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的公理。早在100年前，格奧爾吉·普列漢諾夫就曾很有說服力地闡述過。其中的一個公理是這樣的：當那位能力超群，比別人看得遠、想得透，比別人做得多且好的英雄沒有出現，而這時社會需求和國家利益又迫切需要的時候，通常這一英雄就該橫空出世了。

在此需要對上述公理做出某些補充。首先，社會所需要的人可能不是出現在需要的時候和需要的地點，因為這種“英雄”並不是自動產生的；其次，需要的人也可能無法勝任歷史和當前形勢賦予他的各項任務；第三，他可能濫用賦予他的信任和他所取得的權力來解決自己的問題，而非社會問題。非常可惜，無論是在19世紀還是20世紀，這樣的例子都比比皆是。現在，有非常多的人信賴弗拉基米爾·普京，並且希望他能夠不辜負人們的這種信任。畢竟，我們的選擇並不多——要麼是恢復秩序，要麼是持續的動盪和混亂。

來自《共青團真理報》的德米特里·別利斯基曾客觀地認為：“普京是俄羅斯政治精英中的新人，這可以說明他既有力量也有弱勢。其力量在於，他可以很簡單地扒開多年積攢起來的‘垃圾’；弱勢在於，在克里姆林宮之外的權力走廊中，那些與有權有勢、有龐大金錢資源並有極強烈的願望試圖保留這一切的強大集團相勾結的政治家們，會共同反對普京。但是，人民的支援以及不希望發展程序倒退的歷史邏輯都站在普京這一邊。”

人民的支援和歷史的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