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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從社會底層發動起來的革命，所以其中並未伴隨著階級革命中所發生的騷動和混亂。但在俄羅斯，正是人們對社會、政治和經濟的抗議構成了變革的基礎。1999年底，俄羅斯社會怨聲載道，借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可以說俄羅斯在1997～1999年的局面是，社會底層不想再像以往那樣生活，而上層也無法再按照先前的模式管理國家。這時，這裡所缺乏的只是一些主觀因素，包括新思想、政黨、明確目的和領袖人物。

而當弗拉基米爾·普京這樣一位令許多人感到意外的新領導人走上總統職位後，整個國家的局面開始從一個階段向另一個階段過渡。在解決危機方面，葉夫根尼·普里馬科夫邁出了重要一步，他所領導的競選聯盟在1999年秋天繼續朝著化解危機這個方向前進。普京與普里馬科夫相伴並行，不過前者手中擁有權力的所有主要槓桿，並且非常善於最有效地利用它們。改變衰落的局面並不是靠混亂，而是靠克里姆林宮改朝換代以及自由選舉。當然，正如我們在2000～2002年所看到的那樣，上述一切不過是一場巨大變革的開始。在俄羅斯實現國家資產階級革命，需要新的意識形態和政黨。如果沒有一個有聲望的政治領導團體，弗拉基米爾·普京就無法實現自己已經開創的事業。他非常清醒地明白，該如何判斷2003年的政治事件。

從很大程度來說，寡頭退出歷史舞臺是歷史必然規律。對國家而言，再也無法忍受下面這種狀況長期持續下去：幾百萬在國家機關工作、擁有良好職業技能並對社會起著極為重要作用的人被漠視，生活在貧困之中；那些不擇手段的投機商、冒險家、犯罪集團的頭目和陰謀家們不僅在恣意享受，而且還繼續毀掉國家和社會生活的基礎。在這種情況下，弗拉基米爾·普京這樣的人物橫空出世並走上總統寶座絕非偶然，而是合乎規律的現象。普京之所以能夠取得“全面成功”這樣的非凡成就，首先是他的所作所為完全符合時代要求，與國家和社會生活邏輯相吻合。

在談到必須“走過一段彎路”才能改變原有的社會主義經濟時，鮑里斯·葉利欽嘗試走一條違背合理的社會發展邏輯的道路。但要知道，早在1918年冬春列寧也曾想向落後的俄國立即輸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但結果卻爆發了內戰和紅色恐怖。當時，只是透過實行新經濟政策，國家才得以被拯救出來，但時間並沒有持續很長。

在歷史上，這種類似事例並不鮮見。

普京正建設一個怎樣的國家？

早在2000年1月底，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會議期間，《費城問訊報》的一位女記者向俄羅斯代表團提出一個著名問題：“普京先生是位怎樣的人物？”回應她提問的是俄羅斯代表們令人難堪的沉默和大廳裡的鬨堂大笑。又過了一年，2001年1月底，同樣是這位女記者，她用另外一種方式提出了自己的問題：“普京先生要將俄羅斯建設成一個怎樣的國家？”當時擔任副總理的阿列克謝·庫德林對此解釋說：普京是位法律專家和民主派人士，他不會損害俄羅斯公民的權利和自由。這一答案很難讓人感到滿意，因為這只是保證遵守法律，而非幫助確定國家性質。

弗拉基米爾·雷日科夫、亞歷山大·伊萬琴科和阿列克謝·薩爾明在《獨立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我們將生活在一個怎樣的國家當中？向前走老路或者向後退回未來？”的長篇文章。這篇文章對弗拉基米爾·普京多有指責和警告，作者們認為，普京過度迷戀建立莫名其妙的“政權機器，但卻放過進行必要改革的時機”。　但幾位作者卻沒有對自己的觀點做一個正面的闡述。在高等經濟學院的一次有關2000年年終總結討論會上，一些政治學家認為這一年是“消失了的一年”或是“喪失很多次機會的一年”，而另外一些人卻稱之為“偉大轉折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