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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問趙先生,在投資前是否做過一番調查和預測,所投資的產業在未來經濟發展中看好,或大有利潤可圖。他說對此毫無把握,並沒在這方面仔細分析推敲過。
&ldo;一個跨國公司的顧問,整日價為別人的公司經營戰略策劃運籌,而對自己企業的前途卻不加思索?&rdo;&ldo;哦,告訴你一個我的&l;私念&r;,我對中國的鄉鎮企業很感興趣,關注了很久,但一直是隔岸看花。此番是想深入進去,瞭解操作的全部過程,問題、缺陷、難點、特色……企業生存、發展了,我就寫一部《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如若因某些不適應和事務而式微,我就寫一部《鋼鐵是怎樣沒有煉成的》。&rdo;
&ldo;您對您的產業的市場和前景並不十分清楚,對生產的產品有不內行,那您是如何對您的企業進行管理的呢?&rdo;
&ldo;我對經營基本不插手,不加干涉。西方時下流行一中理論我頗欣賞,叫做&l;管理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r;。我既然不懂得電器和數控工具機,就應絕對地信任內行。因此我提出了&l;三信原則&r;,即信心、信任、信用:第一、對中國的改革充滿信心;第二、對企業經營者絕對信任;第三、對自己許下的諾言必守信用。&rdo;
如此一放手,趙先生便悠哉遊哉了。實際上,他還是更關注一些宏觀的大問題。他是江澤民、朱鎔基、萬裡、丁關根等許多中國領導人的座上客,經常把自己觀察到的、思考到的與中國命運聲望相關的問題,向他們傳遞訴說。
一次,趙浩生得到一部語音版的宏觀經濟管理的新著,他聽了聽,覺得這些西方的新見解,對中國經濟發展不無參考價值,來中國時便帶在身上。剛到中國,恰巧趕上一個國宴,朱鎔基也在座。以往每逢這種場合,只要他們發現了對方,總會在祝酒時互致問候,趙浩生便徑直向朱鎔基的座位走去。
朱鎔基也看到了趙浩生,他對趙浩生說:&ldo;我已經看見你了,想給你寫個條,還沒來得及。&rdo;接著,他對坐在身邊的委員長喬石介紹說:&ldo;這位是趙浩生先生。&rdo;
喬石一面和趙浩生握手,一面說:&ldo;我早就拜讀過您的文章,可一直沒機會認識您。&rdo;&ldo;我也一直盼望有機會拜訪您,今日很榮幸。&rdo;
趙浩生隨後掏出了那部新著,概要地介紹了幾句,遞給了朱鎔基。朱鎔基說:&ldo;我已經聽說過這種語音版的書,可還沒有見到過,謝謝你這從內容到形式都很好的禮物。&rdo;
他有時真像個高階說客,向中國政府高層、向一切在此能有所作為的人士陳情進言/現在在國外卻很難聽到看到對中國客觀公正的報導/恐怕不能總是尼克森、基辛格/我要把你的這個意思補充到文章裡去
從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美中關係一波三折,這使得70年代就促成&ldo;耶魯大學教授代表團&rdo;訪華、發以各種方式向美國公眾介紹中國先軔的趙浩生分外焦慮。
他有感於美國媒體對中國鋪天蓋地的歪曲報導,而幾乎聽不到中國的聲音,故每在來華期間,便竭盡所思,先後寫了《如何向美國新聞媒體做工作》、《說&ldo;遊說&rdo;》諸文,介紹了西方媒體的權威中心、旨趣傾向、運作方式,遊說在現代政治中的意義作用、成功的例項……這幾年,他有時真像個高階說客,向中國政府高層、向一切在此能有所作為的人士陳情進言,以求美中關係儘早踅出低谷。
1994年孟春,我們見面閒談時,我把話題引到了40年代,想聽他講講在重慶當記者的舊事,他與當時中共新聞工作者的交往。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