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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與1980年之交，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已開罷經年，全黨工作中心已開始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方面轉移，中國彷彿正在跨進一個嶄新時期。但人們又都朦朧地感到有那麼一兩件似了未了的大事，這其中之一，就是對林彪、江青這兩個篡黨陰謀集團主犯如何處置。

在那個時期，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並使之具有權威性、穩定性、連續性，被視作防止&ldo;文革&rdo;重演的一劑良藥，而為人津津樂道。但&ldo;批判的武器&rdo;總不如&ldo;武器的批判&rdo;更令人信服，人們期待從林彪、江青兩集團主犯的依法制裁上，得到一個證實。

中秋時節，五屆人大常委會議決：成立特別檢察廳、特別法庭，審理林彪、江青兩集團案。訊息傳出，舉世矚目。絕大多數國人，關注的是這夥禍國殃民的惡魔，受到嚴厲制裁的結果，以平撫內心怨恨的感情波瀾。而由於歷史、文化背景及涉身感受的差異，外國人更關注審理的程式和判決是否合乎法律的規範與公正，並由此推斷中國未來法制建設的走向和推進的速度。因此在&ldo;兩案&rdo;中為罪犯辯護的律師，成為外國記者追蹤的熱點。

的確，法律的尊嚴與公正，是靠檢察官、審判官、律師三方共同維護的。在西方，律師擁有&ldo;護法使者&rdo;的美譽。但由於中國特定的社會環境，道德傳統濡染，編織&ldo;護法使者&rdo;桂冠的，不是鮮花和橄欖枝，而是帶刺的荊棘。誰替罪大惡極的妖魔辯護，誰就可能同妖魔一道，在公眾的心目中遺臭。

也許正是因為如此吧，關於&ldo;兩案&rdo;的追述，時下出了不少，對公訴方、對檢察方、對審判方的描寫，洋洋灑灑。其任務之艱巨、其工作之繁難、其對應之機敏、其正氣之凜然……應寫盡寫，無需復加。而對同樣是為捍衛法制權威與公正，受法庭指派的律師們，他們如何忍辱負重，拋開也曾受罪犯迫害的感情恩怨，承受著傳統道德的社會壓力，則無文從這一視角著力刻畫。

想到這些，內心便有種去彌補某些缺憾的衝動。我懷著對把個人情感壓抑在心靈最小的角落，將護法視為第一生命的人的景慕，叩響了張先生的家門。

被召集到一起時，這些往昔雄辯瀟灑的律師，話語無多，氣氛凝重／

指定的第一位組長堅辭不就

初見張先生，我的印象是他不太像幾經唇槍舌劍後等待別人定奪的律師，而更像手攥裁決之權的大法官。微微下彎的嘴角，透著絕不輕易放棄自己成熟觀點的執拗。難怪江青只同他見了一面，就斷定&ldo;那個姓張的律師，是個什麼&l;長&r;字號的吧﹖一看就像代表官方的。&rdo;他出語溫文爾雅，毫不急促，後發依然能夠制人的自信和睿智，含而不露。

我雖然不瞭解&ldo;兩案&rdo;審判的內情，但僅憑對中國國情及意識氛圍的熟悉，也能推斷出：不會有人主動提出要為&ldo;兩案&rdo;的主犯們辯護。張先生證實了我的推斷，&ldo;我們沒人是自己找上門的，都是被法庭動員出來的，而且是苦口婆心的動員。&rdo;

特別檢察廳和特別法庭成立後，司法部副部長陳卓，受命負責法庭管理工作。這包括法庭的佈置，法庭的保衛，提供執法器具，組織律師辯護，聯絡證人出庭等等。辯護組成員的名單很快擬就，以北京、上海的專職律師和法學家為主；恰巧當時有兩個法正在醞釀推出，一些外地的法學家來京討論，又從中挑選了數人，共18人，都是刑訴圈內知名人士。

陳卓親自出馬，按圖索驥，不料一開始就吃了一癟。原定辯護組組長、北京大學著名的法學教授陳守一，不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