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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為《尚書》」，雖然左史和右史的職能之分在《禮記·玉藻》裡完全顛倒，11但這最低限度也能說明古代的史官有可能是存在兩套書寫傳統的：一是記言，記錄的是重要領導人的重要講話（《尚書》裡就多是這樣的內容，還有不少是鑄在青銅禮器上的，長篇大論在所多有）；一是記事，就像《春秋》這樣的體例，言簡意賅，不溫不火，如同《人民日報》上的新聞標題（雖然《春秋》該不該被歸到史官系統裡，卻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清代，龔自珍提出六經是「周史之宗子」，與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論互相彰明，認為《春秋》是「記動之史」。12如果保守地採信此說而不作任何鋪張的引申（龔本人的學風恰恰與此相反），《春秋》文辭之簡約自是順理成章的事。而前人簡約，後人就不得不冗長了，為了搞清楚這無比簡潔的記載到底是什麼意思，「《春秋》三傳」便已經頗費唇舌，而在更後的世代裡，人們為了搞清「三傳」的意思，又寫了無數的書，發了無數的議論，這恐怕都是《春秋》的原作者或原編者始料未及的。

（一）始隱問題

1．諸侯之法與王者之義

《春秋》記事，一共二百四十二年，但在進入首句「元年春王正月」之前，卻還有一個困惑了人們許久的問題，即《春秋》為什麼要從魯隱公元年開始？

的確，既然是一部編年史的樣式，其起筆和結筆總得有點說法才是——對這個問題只要稍一深究，疑點便立刻出現：如果說《春秋》是一部魯國的編年史，那麼，從魯國第一代國君伯禽13算到魯隱公，這中間還有好幾代世系，難道全都抹殺了不成？

一個合理的解釋是：伯禽始封、魯國建國，那還是西周初期的事，幾百年下來，周幽王烽火戲諸侯（無論此事是否為真）14，天下大亂，周平王東遷洛邑，標誌著東周的開始，而魯隱公元年和周平王東遷基本在一個時間段上，所以《春秋》大體是以東周的開始來作為自己的開始的。

這是一個相當合情合理的說法，也是一個經典的解釋，晉代「左氏忠臣」杜預15《春秋經傳集解》的序言裡16大體就持這一說法。杜的意見是：周平王是東周的第一任國王，魯隱公是甘心讓位給弟弟的賢君，兩人所處之時代相近，況且魯隱公是周公之後，如果周平王能夠開創中興事業，魯隱公也能夠光宗耀祖的話，那麼，西周當年的盛況就復興有望了，周文王和周武王也算後繼有人了。所以《春秋》才特意選擇這個時間作為開端，「採周之舊，以會成王義」17——孔穎達再作闡發，18說《春秋》雖然看上去只是魯國的國史，是站在魯國這樣一個諸侯國的立場上記事的，講的似乎也僅是「諸侯之法」，但杜預之所以說它「會成王義」，是因為《春秋》所記之事尊卑盡備，故其雖是根據魯國國史而成書，卻「足以成王者之義也」，因此而「垂法將來」，使後世的天子們可以好好從中學習王者之道。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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