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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思路應該是從周代初年的宗法制度而來。諸侯立國，成為本國的大宗，嫡長子世代相傳，形成所謂「百世不遷」的局面。151換句話說，有立國則有立宗，立為大宗則百世不遷。從周人的這個制度來講，《公羊傳》的上述說法也可以說是合情合理的，但問題是，到了漢武帝時代，宗法社會早已解體，社會結構天翻地覆，倘若還用宗法制度下的思路來論說時政，就不免刻舟求劍的意味了。但是，皇帝需要理論支援，理論也就挺身而出了。當時漢武帝的意思就是：劉邦曾被匈奴欺負過，這個仇到現在雖然已經過了好幾代了，但根據春秋大義，該報的仇不管隔了多少代也一定要報！152

這就牽涉現在這個周文王的問題了。周文王是周人第一位「受命王」，接受的是天命委任。那麼，按照公羊理論，國家與國君一體，前王和後王一體，「春王正月」的「王」自然該是周文王。清代公羊名家、常州學派祖師莊存與把這個問題說得很透：接受天命委任的那位王（受命王）叫做太祖，太祖的接班人叫做繼體。所謂繼體，是繼承太祖的意思，不敢說自己的王位也是受之於天，只能說是受之於太祖，自古如此。連周武王那樣的聖王都要歸命於周文王而不敢自專，何況後世子孫？從文書誥命到政治體制，都打著周文王的旗號，這才是尊祖先、尊天地的道理。153

莊存與並不是一個求實風格的學者，154但他舉的這個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例子倒很貼切，這與《論語》「父親死後，兒子要『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才算孝順」的說法155也是比較合拍的。周文王是周人的受命王，把受命於天的那一年定為元年，積極籌備克商大業，可到第七年的時候，壯志未酬身先死，於是由兒子周武王繼位。但周武王並未改元，而是把自己繼位的這一年稱為「八年」，行軍的時候也帶著周文王的靈位（木主156），這都是在強調自己對周文王的「繼承」。莊存與的解說就是從這層意思而來的，被抽象出來的道理就是「尊王、尊祖、尊天地」。

考量《公羊傳》的這則春秋大義：國家與國君一體，前王和後王一體，看似牽強，但在先秦的宗法社會裡，這麼說是一點都不錯的。所謂宗法社會，宗統就是君統，家就是國，家長就是國君，這都是以父系血緣為紐帶的，是真正意義上的家天下，和秦漢以後那種皇帝制度的家天下迥然不同。

《春秋》一經三傳都萌生於宗法社會，而隨著社會從宗法進入專制的轉型，舊概念不再適應新社會了，於是，就像在很多社會轉型期都會發生的那樣，舊概念的字面本身被原封不動地沿用了下來，其內涵卻已經被偷偷地換掉了。所以，在漢武帝打匈奴的那個例子裡，《公羊傳》的九世復仇理論從嚴格意義上來看其實並不適用，漢武帝派出去為自家先祖拋頭顱、灑熱血的那些人絕大多數並不是漢朝劉家血緣上的親屬，也不是在漢朝享有政治權利的國民。

及至宋代，王應麟《困學紀聞》談到漢武帝對這一則春秋大義的應用，說儒者大多不贊成公羊家的這個理論，但朱熹力挺漢武帝，說何止九世、百世要復仇，就算萬世也要復仇。就憑這個理論，公羊子便有大功於聖人之道。157

朱熹在《春秋》學上走的是非常樸實的一路，如此力挺復仇大義難免令人感覺詫異。考察出處，這話出自《戊午讜議序》，其實是借公羊理論來感慨時事的——恥于靖康之變，痛於秦檜之和，激憤之情溢於言表。158所謂「復仇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鬢髮蒼」，159這種感時傷事、借古論今的學風於宋人學風在所多有。160

但義理歸義理，如果尊重邏輯的話，《春秋》在對這同一年的記載中，還有「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後文更有「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王使榮叔歸含，且賵」，「王使召伯來會葬」……如果同樣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