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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問題遠沒有就此了結。研究者越多，答案也就越多，很多答案都可以自圓其說卻難以證偽其他說法，更讓人心生恐懼的是：隨著研究的深入，答案竟大有越來越多的趨勢。漢人相信《春秋》是孔子預先為漢朝制訂憲法，對之猶為推重，加上讖緯流行，鉤玄索微之風日甚。《春秋》上啟魯隱公，下迄魯哀公，共歷魯國十二君，二百四十二年，在一些漢代經師眼裡，這些數字顯然不可小覷。王充在《論衡·正說》裡展示了當時的這一典型學風：有人講《春秋》，說魯國十二君，這個數字和一年十二個月相當，這是效法天數，總共二百四十二年，有人解釋《春秋》的二百四十二年，說這是上壽九十年，中壽八十年，下壽七十年，孔子是根據中壽年數的三代而作《春秋》的，三八二十四，所以是二百四十年。王充很較真地辯難道：「就算三八二十四，可這和《春秋》全部編年還差兩年，如何解釋？」——的確，如果說這些數字當真含有什麼深意的話，這兩年之差肯定不該被忽略過去。

這問題在當時也是存在解釋的，王充介紹說：「那些經師認為，如果死卡著二百四十二年，《春秋》就該從魯隱公三年開始才對，但始年總不能不當不正，孔子這才往前挪了兩年，把《春秋》始年定在了隱公元年。」王充隨後又羅列幾種當時的流行說法，一番分析比較之後，認為大家都求之過深了。27

這種在數字上大動腦筋之處在所多有，畢竟也是一脈學風使然，尤其是天、地、人交相匹配，更如以歲星十二紀為「天道備」來解釋殷商之君都是十二歲舉行冠禮，28又如以天上二十八宿配地上十二州的分野，以北斗、南斗之形規劃首都長安的南城、北城，正所謂「東井應天文，西京自炎漢。都城北斗崇，渭水銀河貫」，29雖然秩序井然，但畢竟以想像的成分居多。30

闡釋工作仍要繼續，及至唐代，陸淳《春秋集傳纂例》引啖助之語重新作解：孔子到底為什麼要修《春秋》，「三傳」並無詳說。講《左傳》者認為孔子修《春秋》是秉承周公之志——孔子之時周德衰微，典制禮儀不復舊觀，孔子這才根據魯史修成《春秋》，匡正周禮，繼往開來；公羊家卻說孔子作《春秋》，貶低周室，尊魯國以為王室（「黜周王魯」），把周朝「文」的風格變回殷商「質」的風格；榖梁家又說：平王東遷之後，周室衰落，天下動盪，王道馳廢，孔子憂心而作《春秋》，為的是表彰好人好事，批評壞人壞事，「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使好人上進，使壞人害怕。31——這一說法的源頭算來應是孟子，他曾說過：「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32啖助也好，他人也罷，許多解析《春秋》緣起的想法都是從孟子之言生發而來的。

從啖助這番話看來，「三傳」經師各執一辭，其中一些分歧已經不能說是細節上的齟齬，而是原則上的對立了。

3．「尊王攘夷」和「借古喻今」：宋學主流

及至宋代，《春秋》在群經之中特受尊崇，「尊王攘夷」和「借古喻今」成為時代的主旋律，「北宋治《春秋》者好論內政，南宋治《春秋》者好論外侮」，33孫復則是北宋《春秋》學的一代開山祖師，其《春秋尊王發微》正是諸論中的佼佼者。該書論及始隱問題，上承傳統論調而略有發揮：孔子作《春秋》是因為感嘆當時天下無王，和魯隱公並沒有多大關係。《春秋》開始於魯隱公，只是因為魯隱公當政的時候正值周平王的末年。周平王已經算不上一個實至名歸的國王了，周朝到了周平王這一代實質上已經結束了。看周平王東遷之後，王室越來越衰弱，諸侯越來越強，尊卑無序，賞罰無憑，有人變亂禮樂，有人弒君弒父，有人竊國僭號。周平王是個昏庸之主，從魯國視角來看，周平王經歷了魯孝公和魯惠公兩代也沒能成就中興之治，到魯隱公的時候終於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