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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即便不考慮蘇洵於史實上的硬傷，單是在邏輯上他就無法自圓其說。不過，這篇細密的論文仍可以幫助我們來理解何休：孔子作《春秋》借天子之權柄，行周公之法度，自是「王者之事」，世亂而從權，至少表面上確實有些僭越的嫌疑。這個道理可能也確實難於被常人理解，所以孔子感嘆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恐怕就是這個道理。118

《春秋》既為王者之事，自然該用王者的紀元，這也符合孔子「名正則言順」的主張。借天子之權柄，行周公之法度，紀元問題自然也應該在這權與法的範疇之內吧？但是，義理如此，事實又如何？

5．何休的反對派——紀年的金文證據

何休的支持者很多，反對者一樣很多，即便在深研公羊學的專家當中，提出反對意見的也不在少數。比如孔廣森就在這個問題上說：天子和諸侯通稱為「君」，古時候諸侯分土而治、分民而守，「有不純臣之義」，和後世的所謂封疆大吏是不一樣的，他們在自己的境內當然可以使用自己的紀元。119

孔的這個說法，當本於《白虎通義》。所謂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是說諸侯與天子並不是單純的上下級關係，天子以賓禮敬待諸侯，諸侯則列土稱君，南面而治。120

而即便何休自己在《春秋公羊傳解詁》的一段解釋裡也這樣說，認為天子和諸侯職分不同，但同是南面而治，之間有著親屬關係，異姓呼為伯舅、叔舅，同姓呼為伯父、叔父。121

「有不純臣之義」的這個質疑顯示了封建時代和專制時代的一處不同：秦漢以來，人們習慣於一個國家只有一種紀元，如唐朝貞觀三年，無論在長安還是在洛陽，甚至在遙遠的邊疆，無一例外地都是貞觀三年，如果當真出現了另外一個紀元和貞觀紀元同時存在，那就說明有人造反了。所謂「惟王者然後改元立號」，在專制時代確實如此，如朱元璋建國號大明，改元洪武，這就是改朝換代了。

不但曆法有中央的唯一性，史書也有類似的性質。秦、漢以後的人不大理解先秦社會，很容易有意無意地用自己的時代眼光來判斷古史，如薛士龍《春秋旨要序》就曾論證周代諸侯本來沒有、也不該有自己的史書，他們的歷史屬於地方誌性質，由中央政府派人編修並統轄管理。而從魯隱公開始，改用自己的曆法，編修自己的歷史，諸侯的這種行為昭示了周王室的衰落。——對薛士龍的這個說法，朱熹和王應麟就曾經有過辯駁。122以現代知識來看，先秦時代的政治制度、社會風俗和秦、漢以後大不一樣。魯國自然可以有魯國的紀元，晉國也可以有晉國的紀元，這些紀元和周天子的紀元同時並存，大家視之為理所當然，並不以為誰要造反。

清人何若瑤更舉出了似乎顯而易見的證據力駁何休之說，說統治天下的叫做君，統治一個諸侯國的也叫做君，《公羊傳》裡說的「君之始年」，只要是「君」都有這個「始年」。《白虎通·爵篇》提到過「王者改元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史記》裡也沒少出現列國各自紀元的記載，所以何休的注釋曲解了《公羊傳》的原意。123晉人樂資《春秋後傳》講諸侯改元在汾王以前不曾有過124——這位汾王，應該就是周厲王，125其時代正是周代興衰的一個轉捩點。

「元年」是否為孔子特筆，諸侯是否有權於境內改元，孔子以《春秋》變周正朔有沒有合法性，學者們聚訟紛紜，爭執不下。畢竟這都是些深刻的儒學義理問題，在古人眼裡關乎國之根本，絲毫也馬虎不得。

而在考據意義上說，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也像陳立一樣引用過《漢書·律曆志》，不過引的是另外一段：「《漢書·律曆志》引《商書·伊訓》有『太甲元年』，則元年之稱，起源甚早。」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