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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氏，又因為慶父兄弟都是魯桓公之子，所以孟孫氏、季孫氏、叔孫氏便被合稱為「三桓」。55——「三桓」這個名稱的由來是得自於魯桓公的，而這位魯桓公正是魯隱公的弟弟。這兩兄弟也曾因為君位繼承問題很有過一番糾葛，最後魯桓公暗殺了魯隱公而即位。那麼，很容易的理解是：孔子如果想說清楚自己所處的時代，說清楚魯國的當代史，那就怎麼也避不開三桓；而要想說清楚三桓的歷史脈絡，就必須從魯隱公講起。所以，《春秋》才需要從魯隱公開始。

明代黃道周《坊記集傳》就提出過這個說法，認為《春秋·隱公元年》記載鄭伯克段於鄢，「夫子以叔段起三桓，以鄢起郈與費」——孔子講叔段犯上作亂的事完全是在為將來的三桓張目。56

今人王樹民亦主此見：「從隱公開始，既能說明三桓的由來，也正是魯國近現代史的開端。孔子教授門徒，從《魯春秋》中選用這一階段作為歷史教材，自然是合情合理的。」57

此解很是通透，處處圓融無礙，但有一個相當要緊的問題是，這一連串的推論都是建立在一個大前提的基礎上的，即：《春秋》確實出自於孔子之手。

王文開篇即說：「《春秋》為孔子所定，自古以來無異說。《春秋》為依據《魯春秋》修訂者，也是無人否認的事實」，58以此為以下一切推論之大前提，但事實上，《春秋》是否為孔子所定，自古以來絕非沒有異說，《春秋》是否為依據《魯春秋》修訂而來，也並非就是無人否認的事實。如楊伯峻之結論：「總而言之，《春秋》和孔丘有關，僅僅因為孔丘用過《魯春秋》教授過弟子。」59雖然郭店竹簡的出土似乎使孔子與六經的關係有了比較牢靠的保障，但具體到《春秋》而言，這種關係是否超出了楊的這一描述，至今也未能鑿實。這也就意味著：王的上述推論雖然新穎可喜，其基石卻未必如他所斷言的那樣牢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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