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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多呢？則採取壓抑的辦法，以多報少。《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明白說「譜十二諸侯」，而內容是十三國……」

回到《春秋》的問題，張政烺匡正王充之說：「王充的精神是科學的，其所駁斥皆流俗經師之言，破除迷信建設新的精神文明，應當完全肯定。但是，要了解古代的歷史卻未必能見真相，因為古人（從孔子到何休）都是在迷信的圈子裡長大的，怎麼能使他毫不沾染呢？所以我們的看法恰和王充相反，『春秋十二公』本來是法象天之大數……」

確實，《史記》列五體，篇目數字各有涵義，使全書構成了一個「人工創作的系統工程」。61若不明白漢人的迷信觀念，便很容易認為司馬遷的編寫次第毫無意義。62同樣，雖然在現在來看，「《春秋》十二公」效法「天之大數」顯然過於形式主義，很不合理，但這種思想在孔子當時的社會上卻是再平常不過的道理。

那麼，如果是為了湊數的話，孔子作《春秋》的難度應該比司馬遷作《史記》要低一些，因為司馬遷要在一個通史的框架裡捏合「十二」之數，而孔子只要從自己所生活的魯哀公時代往前推出魯國的十二位國君即可——推到第十二的時候，正好就是魯隱公。

這的確是個「不合理」的答案，但是，對數字的附會，古往今來比比皆是，尤其漢代，「漢朝人對於數字的神秘性是如此的入迷，他們甚至可以犧牲觀察的精確來遷就迎合一些神秘的數字」。63其後，再如話本中的梁山好漢一百單八將，數字即取自於三十六天罡與七十二地煞之和。如果繼續追問三十六和七十二的來歷，大約還能追溯到五行理論上去。64《周禮》描述官制，按天地和一年四季分為六大系統：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考工記。65董仲舒《春秋繁露·官制象天》通篇都在講官制和數字的關係，這正是漢家「天人合一」之一例。其中說到朝廷以十二臣為一個單位，效法的是一年有十二個月。66——楊希牧曾經給董仲舒和他的《春秋繁露》以一個具有現代性的定性：「董氏可以說是中國甚或全世界學術史上最早從事宗教符號學研究，並最先使用現代所謂『符號』一詞的一位符號學家。……該書（即《春秋繁露》）未嘗不可以說是一部古代符號學的論著。」67如此看來，董仲舒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以符號學家的姿態在作著破解《春秋》密碼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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