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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一點，前文已經介紹過一些，這裡再稍作詳論。

（2）對《春秋》曆法的考訂

《春秋》編年紀事，在時間記載上遠非無懈可擊。作為史書而言，這倒不能說是很嚴重的問題，但作為一部經書，而且是一部在日、月、名、字上充滿了微言大義的經書，對記時的錯誤理解很有可能導致對官方政治哲學的嚴重誤讀，所以統校《春秋》曆法的工作便顯得十分要緊了。

早在晉代，杜預就作了這件工作，他編訂了一部《春秋長曆》，但限於條件，不但推算不精，反而平添出不少錯誤。此後直到清代，對《春秋》的曆法推算才算漸漸成型。如清人鄒伯奇《春秋經傳日月考》，談到隱公、桓公的正月之設本該建子卻經常建醜，宣公、成公之後還常有建亥的時候，還常常《經》這麼說，《傳》那麼說，所依曆法各異。374

鄒的最後一點尤其會對一般讀書人造成障礙，因為，如果曆法只有一說，即便推算錯了，也很難看得出來，但如果對同一件事，《春秋》說是三月，《左傳》說是五月，甚至《春秋》說是今年，《左傳》說是明年，這就讓人費解了，正如王韜所謂「合於《經》者不合於《傳》，未免說有所窮」。375

這種現象，據《〈侯馬盟書〉叢考·歷朔考》：「我國東周時期，周王朝的曆法比較混亂。由於不能對諸侯『頒朔』（公佈朔日），都是由各國的史官自己推算。魯國自從文公以後，置閏往往不夠準確，每逢閏月就不能在宗廟舉行告朔典禮。所以，《春秋》一書所記的朔閏，有許多是不準確的……《春秋》寫魯國的歷史。魯國主要奉行周王朝的曆法，正月應為建子。但是，因為曆法混亂，正月在隱、桓二公時為建醜，而在莊、閔二公時，有時為建醜，有時又是建子。僖公時也大致如此，但偶然有時是建寅或建亥。文、宣、成三公時，大多數年份為建子，有時是建醜或建亥。襄、昭、定三公時大多為建子，有時是建亥。」376

曆法如此不密，又不統一，連年份都可能是錯的。但從另一方面來說，如果不看年、月，只看紀日，那麼，就在魯隱公元年的兩年之後，「自《春秋》隱公三年（前720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至今，近三千年的日干支連續記載，未曾錯亂，堪稱為世界歷史上最長的紀日法。」377

當然，曆法的準確與否，對政治理論是存在殺傷力的：如果當真如董仲舒所謂「統正，其餘皆正」，那麼《春秋》記載當中這許多的「統不正」倒可以解釋這二百四十二年間禮崩樂壞、戰亂頻仍了。

《春秋》的曆法問題早就讓古代學者們很傷腦筋了，既有諸侯國各行其歷的現象（比如晉國用的是夏曆），又有推算不準的情況（如前述），如此一來，《春秋》時不時就會給解讀歷史事件造成誤導，還憑空讓一些經師們解讀出許多深刻的微言大義。

於是，校訂《春秋》曆法便成了一門專門的學問，從杜預的《春秋長曆》到顧棟高《春秋大事表》中的《時令表》、《朔閏表》，研究日益精湛。章太炎曾從義理出發推論出《春秋》使用周正，但再怎樣無懈可擊的義理、再怎樣深刻的微言大義，最好也要建立在「事實正確」的基礎上，即張之洞所謂「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378

以史實考據而論，現在已經基本可以斷定兩點：一是《左傳》和《春秋》的曆法齟齬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左傳》雜採各國史料，而各國所用曆法不一，《左傳》也沒作好統一校訂的工作；379二是《春秋經·隱公元年》雖然「理應」用周正而建子，實際卻是合殷正而建醜——如果按「三統」或「三正」的說法，《春秋》一開篇所用的曆法就不是周正，而是殷正。

張聞玉《古代天文曆法論集》考訂結論是：「春秋前期無周正」，又從秦始皇改正朔而建亥的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