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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任何一個稍有歷史知識的平庸之輩恐怕也很難相信這樣的謬論，遑論淵博的何休自己。但何休這裡提出來的，並不是對過去世界的描述，而是對一個循序漸進的烏託邦理念的勾勒，是要讓已經「墮落」為章句考據之學的經學恢復到它本來的政治哲學的身份。這也許未必就是「孔子」的門徒們應該作的，卻一定是「素王」的追隨者們義不容辭的，不惜為此屈就事實而附會理論。320

周予同歸納經學三大派，論其特點與利弊，以一言蔽之：「今文學以孔子為政治家，以六經為孔子致治之說，所以偏重於『微言大義』，其特色為功利的，而其流弊為狂妄。古文學以孔子為史學家，以六經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書，所以偏重於『名物訓詁』，其特色為考證的，而其流弊為繁瑣。宋學以孔子為哲學家，以六經為孔子載道之具，所以偏重於心性氣理，其特色為玄想的，而其流弊為空疏。」321

一個形象越模糊、越複雜，就提供了越多的詮釋乃至於借題發揮的餘地。「孔丘究竟是一個學者還是一個受天命的王，這是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的一個根本分歧之點。孔丘究竟是一個人還是一個神，這是古文經學和讖緯的一個根本分歧之點。」322因為這樣的分歧，古文家諸經並重，今文家主推《春秋》，但古文家的學術也遠遠不是純粹的，因為在他們眼裡，孔子雖然仍在食人間煙火，但經由孔子所整理、傳播的六經卻是上古聖王的治世之道，頗有神學元典的性質。所以在政治哲學的意義上，古文家意在取法於先王，今文家意在取法於孔子並嚮往後王（楊向奎即論公羊與荀子為同一學派，是儒家而近於法家，漢代所謂外儒內法，公羊學本身就含有法家因素323）。——這問題其實就是復古與維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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