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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便從周王室那裡轉移到魯隱公身上了。233而且，要依著「三統」理論，「春王正月」的正朔問題倒好解釋了，只要排排《春秋》在「三統」當中算哪一統，就用哪一統的正朔好了。

這些說法以現代人的眼光看來似乎不值一駁，但細考《春秋》，卻可以發現一點不知道算不算線索的線索：在全書二百四十二年中，只記載魯國國君的即位，而別說其他諸侯，就連周天子的即位都未曾記過一筆。234

而尤為緊要的是，在古人那裡，這些思想確曾影響著中央政府的國策大計。宋人講「明體達用」，胡瑗的高足劉彝有過一番名論：三綱五常、仁義禮樂，這都是萬世不變之常經，是為體；《詩》、《書》文獻，垂法後世，是為文；經世濟民，歸於皇極，是為用。235此即政教之本，雖一點一滴卻所關者大，不可輕忽。劉彝談到「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其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這是很有針對性的，當初唐朝科舉取士，詩賦重於經學，餘風及於宋初，這很讓宋代的一些知識分子痛心疾首，認為這樣一來，就把讀書人的關注點更多地引到了聲律對偶中去，聖人的體用之學卻越來越少人問津了。236後來王安石改革科舉，廢除了詩賦取士之制，儘管於致用之道未必當真有效，237但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對宋初呼聲的響應，238支持者不乏其人，239甚至連政敵司馬光也譽之為「百世不易之法」，只是批評王安石不該以「一傢俬學」作為取士標準，240而王的這一改革遂成為科舉歷史上唐代詩賦與明清八股之間的一個轉捩點。所以宋詩比之唐詩，少抒情而多講理，尤其是愛情題材，「從古體詩裡差不多全部撤退到近體詩裡，又從近體詩裡大部分遷移到詞裡」，241這便是經學風氣的影響所致。即便是素有空疏之名的道學，對於國政的意義似乎也比文詞要大，清代史家王鳴盛論及此二者，甚至認為宋代亡國有義士，唐代則無，箇中原因就是宋代重道學而唐代重文詞。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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