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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學家大談「黜周王魯」，推魯隱公為始受命王，這條解釋卻反其道而行之，領悟這裡的「春秋大義」分明是貶斥魯隱公。胡安國在這個問題上也持此見且議論更詳：「國君改元一定要行告廟之禮，史官也一定會記錄新君即位，而隱公即位卻不見於《春秋》，這分明是孔子把這話給『削』了去。古時候諸侯繼位襲封，必是繼承前任國君；爵位和土地受之於天子，所以必然要向天子稟告。而魯隱公『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是大夫們要立他為君，居然成真，於是乎後來種種篡弒紛爭便由此而起，這實在是一個壞的開頭。所以《春秋》『削』去『公即位』來貶斥隱公，這是為了彰明大法，擺正父子君臣的關係。」422

唐人陸淳還曾從「正月」這個字眼上讀出過孔子對「公即位」的一番微言大義：留心一下就會發現，《春秋》記載魯隱公時代一共十一年，在這十一年裡，只有隱公元年有正月，後邊十年全不見正月的影子。元年有正月，意味著魯隱公理應即位卻沒有舉行即位典禮，而其後十年未記正月，是諷刺魯隱公理應為君卻因行事不正而惹來禍患。423

這些前代先賢們揣摩孔子之意是否貼切暫且不提，先說一下他們所透露的一個史料資訊：諸侯雖然擁有著高度的自治權，繼承人接班雖然有著明確的論資排輩的標準，但是，新君即位是要有正式典禮的，必須經由周天子的冊封才行，這是很必要的合法手續，如王玉哲所謂：「諸侯對封土及人民在理論上僅有使用權而無所有權……諸侯對國土可以世襲，但其嗣君必須得天子的批准，才有權即位。……豈但諸侯後嗣必須經王之批准，連諸侯國內之卿大夫，也必須由周王直接任命。」424

周天子的這個「批准」，是為「策命」，是一件非常鄭重其事的事情。在青銅器銘文上可以看到這種冊命，比如西周中期或晚期的《伯晨鼎》記載周王冊命▓【造字：左上「甘」，左下「十」，右「亙」】侯伯晨，銘文大意是：「八月丙午日，王命令▓【造字：左上「甘」，左下「十」，右「亙」】侯伯晨說：『繼承你祖先的爵位，封侯於▓【造字：左上「甘」，左下「十」，右「亙」】地，賞賜你黑黍釀造的香酒等等等等……』伯晨行拜謝大禮，稱頌感激王的盛德云云，於是鑄了這個鼎，子子孫孫永寶用。」425

既然如此，隱公即位如果沒得到周天子的冊命，也許其合法性真成問題。但這事究竟如何畢竟也難於言之鑿鑿。事情好像越來越複雜了，《春秋》到底對魯隱公是褒是貶、事情的原委究竟如何，這都越發令人困惑了。的確，無論正方還是反方，說的都有道理，基本也都能自圓其說。也許，各方面看似互相齟齬的意見並非完全針鋒相對，而是各自窺探到了真相的某一個側面、並把這一側面誇大了而已——解讀《春秋》還真有幾分盲人摸象的感覺。

如果《公》、《榖》的記事基本成立的話，那麼，無論隱公的即位是否稟告了周天子，無論隱公是否完成了先父的不良願望，他的謙讓之風畢竟是無可否認的。似乎可以說：魯隱公是一位禮讓之君。

——這就帶出了一個新問題，因為孔子恰恰是很主張以「禮讓」治國的。《論語·里仁》：「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值得注意的是，孔子這裡是「禮讓」連書，而不是單講一個「禮」字，錢穆解說道：「孔子常以仁禮兼言，此章獨舉讓字。在上者若誤認禮為下尊上即不免有爭心，不知禮有互讓義，故特舉為說。所舉愈切實，所誡愈顯明矣。」426由此，趙生群便是引述《論語》本節而推演孔子《春秋》託始於魯隱公之意：「孔子非常讚賞禮讓的行為，他對堯舜禪讓推崇備至，對吳太伯、伯夷。叔齊讓國的行動也是極口稱道，這些都明見於《論語》；他刪定《尚書》，首篇列《堯典》，與《春秋》託始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