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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此說屬實，《春秋》便是一部萬世不移的帝王之法，而孔穎達之說的另外一層意思是：《春秋》是一部以教育意義為重的經書，至少，它的教育意義遠大於史料意義——用現代語言來說，《春秋》的寫作或編纂屬於所謂「觀念先行」，這樣一個聖人傳統對中國古代史書編纂的影響極大。當然，也確實有人把《春秋》當作史書，不過，用家鉉翁的話來說，這只是「後儒淺見」。20

這倒也不能苛責古人，意識形態重於客觀史實，這一觀念堪稱源遠流長——若論「源遠」，比如楊寬就曾從孟子那裡追溯到這種態度，21而早在孔子之前，史官的工作就是依附於現實政治的，如許兆昌所謂「（周代）史官從事記事編史的工作，絕不是為了要儲存歷史資料以供學術研究，而主要是為了發揮這一行為的政治功效。史官記事編史，是一種地地道道的政治行為。周代史官記事編史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監察君臣。二是為後世立法」；22若論「流長」，「文革」時期連歷史照片都會篡改，這已是盡人皆知的事情了。從這裡我們倒可以很好地領會克羅齊的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因為歷史的面貌似乎並不取決於歷史本身，而更多地取決於當下的意識形態需要，甚至，這樣一種在現代眼光下看似有些荒誕的觀念在古代並不是偷偷摸摸的，而常常是被堂而皇之地奉為圭臬。

從這層意義上說，杜預和孔穎達對始隱問題的解答雖然不一定符合於史實，但無疑是政治上正確的，這同時也進一步泯滅了《春秋》的史學內涵而強化了它的經學意義。經學當然是遠遠重於史學的，這個觀念長久以來都很少受到人們的質疑。

那麼，既然杜、孔言之成理，也算成功解決了《春秋》開篇的一個重大疑點。但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周平王元年是公元前770年，這在魯國正是魯孝公執政的晚期，魯孝公的繼任是魯惠公，魯惠公是魯隱公的父親，而魯惠公元年卻是周平王三年，魯隱公元年則是周平王四十九年——這也就是說，在《春秋》開始的時候，東周已經過去了四十八年。問題由此出現：如果前述杜預的說法成立，那麼《春秋》的開端若放在周平王元年顯然是最合適不過的，這既標誌著東周從此開始，又表示了在編年上是以周天子紀年為本位的，豈不正是「尊王」之意嗎？退一步說，就算一定要以魯國紀年為本，以魯惠公元年為開端顯然要比以魯隱公元年為開端「合理」得多，似乎也更合乎杜預的那番道理。

《春秋》這個不當不正的開端給後人帶來了不少麻煩。僅從歷史分期上說，所謂「春秋時代」就是因《春秋》而得名的，從這層意義來講，「春秋時代」應該就是《春秋》紀年的起訖時間。始年的問題是：一般說周代分為兩段，前半段是西周，而從周平王東遷洛邑開始算後半段，是為東周；東周又分為兩段，前半段被稱為「春秋時代」，後半段被稱為「戰國時代」。那麼，如果嚴格依照《春秋》編年，從周平王元年到魯隱公元年中間的這四十八年卻沒了著落。顧德融、朱順龍總述近年對這段歷史的分期之爭說：「新中國成立後，50年代範文瀾修訂重版的《中國通史簡編》將春秋這段歷史以兩種年代標明，即東周是公元前770年至前403年，春秋是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之後，郭沫若的《奴隸制時代》將春秋時代定為公元前770年始，以《史記·六國年表》所載周元王元年即前475年作為春秋、戰國時代的分界線。從此『春秋史』的時間就定位在公元前770年至前476年。……70年代末以來史學界對這一年代定位的下限提出了異議……所以，我們同意將公元前770年至前453年作為春秋時代的起訖年代。」23

這一分期問題就這樣被「議定」出來，從周平王元年到魯隱公元年之間的四十八年就這麼塵埃落定了。但是，最初的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