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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清代，郭嵩燾再論始隱，上承孫、徐兩說，認為孫復所謂的「《春秋》之作，為天下無王也，非為隱公也」最是得當，但在始隱的問題上，宋儒的「尊王黜霸」之論把聖人之心想得太過狹隘了，而其真義遠遠不止於此，而在於「明周之無可望也，聖人傷萬世之心也」，於是以周朝法度來正天下之諸侯，此即《公羊傳》所謂「王者孰謂，謂文王也」一句的深意所在。40

論者越來越多，道理也越講越深，但是，無論孫說、徐說還是郭說，和上述諸說一樣的問題是：禁不起較真——難道周平王一死，以後就絕對不可能出現中興之主不成？再者，如果非要把周平王東遷和魯隱公即位聯絡在一起的話，顯然最恰當的情形應該是：周平王東遷和魯隱公即位在同一年裡。但這種巧合實在難求，那麼，退而求其次，那就是：在周平王東遷之後，魯國第一任新君就是魯隱公。但是很遺憾，符合這個條件的卻是魯隱公的父親魯惠公。

4．「惠公二年，平王東遷」：彌合經義的新版史料

不知道那些古代經師們有沒有這樣暗自感嘆過：如果把魯惠公換成魯隱公，那該省去多少麻煩！——這並不是一個荒誕的想法，因為它真曾被人當真過，如清人何焯在《義門讀書記》裡便認真地闡釋過：《春秋》為什麼不始於惠公而始於隱公？答案很簡單：《春秋》是一部討伐亂臣賊子之書，而隱公後來正是被亂臣賊子害死的。41如果聯絡到隱公對桓公（殺害隱公的合謀者之一）的好處，給人的感觸自然更深。42

何焯之論雖也在理，畢竟屬於主觀臆測，而對於這同一個問題，沈括《夢溪筆談》則「接近客觀」地看到了一線曙光。他寫道：按照《史記》記載，周平王東遷二年魯惠公即位，那麼魯惠公就是東周開始後魯國的第一任國君，所以《春秋》應該始於魯惠公而不是魯隱公才對，這是《春秋》的「開卷第一義」，當然很重要，專家們都對此議論紛紛，當年啖助、趙匡這兩位早期的經學名家對此竟然毫無闡說，搞得後來的學者們大惑不解，只是《纂例》裡邊有八個字的小註：「惠公二年，平王東遷」。如果此言屬實，平王東遷之後的魯國第一任國君就不是魯惠公而是魯隱公，《春秋》便自然從魯隱公開始，也許啖、趙以為這是理所當然之事才不作解釋的吧。但是，這八個字的說法與《史記》不同，也不知道啖、趙從何而知。我又曾見士人石端編過一本相當周詳的紀年書，其中記載平王東遷也在魯惠公二年。我很興奮，趕緊找石先生詢問出處，石先生說這是一本史傳裡記載的，一時卻找不到那本史傳，後來也再沒見著。43

沈括這一線曙光就這樣一閃即逝，後來王應麟談到這件事，說《鹽石新論》裡有個說法，認為啖、趙之說出自何休的《公羊音訓》，而那應該是何休的筆誤。是非難以判斷，只能繼續存疑。44沈括和王應麟提到的啖助、趙匡兩位都是唐代的《春秋》學名家，可惜著作都已失傳，好在其主要見解大多儲存在《纂例》之中，這部《纂例》也就是前文已經引述過的唐人陸淳的《春秋集傳纂例》。

《春秋集傳纂例》卷二《魯十二公譜並世緒第九》介紹魯國國君的世系傳承，提到魯孝公死後，兒子魯惠公即位，然後就是那八個字的小註：「惠公二年，平王東遷」，但這筆帳究竟是怎麼算出來的，當真很難說了。

這一類的說法，無論細節如何不同，無論方法如何各異，核心原則基本都是一樣的：第一，魯隱公之時代是天下大勢的一個轉捩點（如呂大圭《春秋或問》）；45第二，雖然《春秋》在形式上是以魯國為本位，但那只是個幌子。宋代趙鵬飛《春秋經荃》於此說得最是明確：「《春秋》之作，為周也，非為魯也」，且是一部「中興周世之書」。

趙是從《論語》裡孔子一句「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而斷言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