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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真是應了孟德斯鳩那段名言：&ldo;國民所享的自由越多，便越可徵較重的賦稅，國民所受的奴役越重，便越不能不寬減賦稅。這是通則。過去到現在一直是如此；將來也將永遠如此。&rdo;孟德斯鳩說：&ldo;大多數共和國可以增加賦稅，因為國民相信賦稅是繳納給自己的，因此願意納稅，而且由於政體性質的作用，通常都有力量納稅。&rdo;

相比之下，確實像英國政治家柏克所說的那樣，&ldo;專制的政權，是一個無能的籌款者&rdo;。因為在專制國家，會永遠困惑於無法確知賦稅輕重的界限，永遠無法讓國民心甘情願納稅。十七世紀，曾擔任過駐海牙大使的英國政治家威廉&iddot;坦普爾爵士說過，&ldo;西班牙強徵於荷蘭的賦稅，較之荷蘭加諸自己的，少十倍不止，荷蘭卻不接受，而要反抗&rdo;。柏克稱他&ldo;說得沒錯&rdo;。在法國大革命前夕，英國人均稅負占人均收入的比率，也差不多是法國的2倍。若僅看稅負占人均收入比率的高低來判斷一個國家是否橫徵暴斂，那法國大革命前夕的英國比法國更像是一個橫徵暴斂的國家。由此可見，單憑稅負輕重多少，是無法判斷是否屬於國民無法接受的苛政，無法承受的稅痛。

最為關鍵的稅痛，是對人的自由和權利的傷害，而非稅額的多少。在柏克看來，&ldo;人在權利上所受的傷害之深，與在錢袋上受到的傷害之大，是可以同樣之甚的。一項剝奪人民之全部自由的法案，未必使其財產大受損失。人在大路上被搶了兩文錢，使他大為憤惱的，主要不在於這兩便士。&rdo;苛政、虐政也好，暴政也罷，並非得是把人逼得沒有活路，榨乾最後一滴油。

一言蔽之，橫徵暴斂或輕徭薄賦，不是個百分比多少的數字問題。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在1821年出版的《法哲學原理》中就說：&ldo;……在一個憲政國家，由於人民自己的意識，捐稅反而增多了。沒有一個國家，其人民應繳納的的捐稅有象英國那樣多的。&rdo;沒有人民的自治，政府攤派徵繳，無論多少，都屬於暴斂橫徵。倘若以當年漢普登和他家鄉山民的標準，或者以傑斐遜們的觀念，中國自秦漢至滿清覆亡的賦稅，無論數量大小，都屬橫徵暴斂，都是苛政、虐政。這才是最為深重的稅痛。沒有或者缺乏這樣的稅痛感，就沒有或者缺乏憲政民主的精神和心理基礎。換言之，賦稅制度影響一國人民的精神面貌，反映一國人民的精神面貌。有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賦稅制度；有什麼樣的賦稅制度，就需要什麼樣的人民。

須小心看待的力量

大國之大，給人最為直觀的印象，就是兵強馬壯，軍力雄厚。而維持給人印象深刻的軍力所需滾滾的財源，則是民脂民膏。

如何確保人民血汗維持的軍力絕不至於演變為人民的異己力量，淪為任何強人或集團對內對外一逞私慾的冒險資本，是千百年來人們竭力探索的政治難題之一。而探索之路上，難得順風順水，有成功的寶貴經驗，也有失敗的慘痛教訓。

&ldo;憑刀所予的權力&rdo;

哈林頓（1611‐1677）是英國革命的見證者。

查理一世被俘後的時光，就是在他的陪伴下度過。平日裡兩人私誼甚篤，話也投緣，然而只要哈林頓談大洋國的共和國理想，查理一世一聽就煩。

不過，通往共和國之路上的障礙，並非只是查理一世這樣的君王。等到砍掉國王的頭顱，共和的絢麗霞光，依舊沒有照臨大不列顛。克倫威爾成了終身護國公。用跟他同時代的克拉倫頓（1609‐1674）的話來說，&ldo;儘管沒有國王的頭銜，然而他擁有的權力和威望使任何一位國王都望塵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