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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的那一年開始，中國GDP持續五年每年都上一個萬億元的臺階，直到亞洲金融危機前的中國GDP達到了億元的光榮與夢想隨之而來的，是中國“大國崛起”從話語領域進入國際政治的現實層面，以及每個人都難以忽視的物質生活的極大變化。

但是中國的GDP高速列車在行進之中，始終沒有擺脫軌道上那些惱人的障礙欄：人均社會公正程度呢？環境的犧牲呢？資源的過度開發呢？收入分配的方式呢？人民的幸福感呢？甚至，GDP資料本身的可信度呢？

在曼昆的《經濟學原理》中，他引用了羅伯特？肯尼迪在1968年競選總統時激烈批判GDP的言論：並沒有考慮到我們孩子的健康、他們的教育質量，或者他們遊戲的快樂。它也沒有包括我們的詩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穩定，沒有包括我們關於公共問題爭論的智慧或者我們公務員的廉正。

對GDP的追逐帶給中國的貢獻不可抹殺，當前所謂的GDP反思，所需的只把中的這個‘唯’字去掉而已，GDP是基礎，沒有它什麼都談不上，GDP也是一座橋，關鍵的是我們要知道橋那邊通往哪裡。

簡單的說，就是走出增長主義陷阱，提升民眾幸福感。如今的直轄市，雖然‘蛋糕’還沒有足夠做大，但要考慮怎樣分這塊蛋糕，也就是說要追求共同富裕這個理想。如今的直轄市是西部地區的增長極，是長江上游的經濟中心，是城鄉統籌發展的直轄市，但是，現在的直轄市的形象並不符合這個地位。最主要的表現就是，城市化程度還很低，城鄉差距很大。

城市化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短時間內，至少是三五年之內很難有很大改觀的。但是，減小城鄉差距，卻是在短時間內可期的。減少城鄉差距是城鄉統籌的主要任務，而最直接的‘抓手’就是加大民生投入，並且向弱勢群體和弱勢區域傾斜。

如今的直轄市，民生問題很多，如環境、塞車、群眾上訪、平安、就醫等問題。讓民眾告訴政府自己需要什麼，政府按照民眾的意願去做，由此形成的結果，必然可以增進民眾的幸福感。也就是說，政府要開始把施政目標從經濟的高速增長，轉向民眾的幸福。

誠然，對任何現代國家來說，一定的經濟增長是必要而重要的，對中國這樣的後發國家來說，尤其如此。因此，政府採取一定措施，創造條件，推動經濟快速增長，也是完全可取的。

毫無疑問，從意識形態領先到注重經濟發展，GDP概念引入中國，在中國過去二十年的發展中居功至偉。不幸的是，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的社會發展的主導意識過於傾向增長主義。各級官員似乎抱定這樣一種信念：中國一切麻煩問題的根源就是生產力水平低下，那麼解決這些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不惜一切代價，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積累足夠財富。一旦生產力水平達到相應高度，比如說，人均GDP達到多少美元，全部問題就都可以迎刃而解。

在這種信念支配下，經濟增長被當成最重要的政治目標，由此形成一整套增長主義導向的經濟、政治的政策組合。民眾也在這套制度誘導下，以追求金錢、財富為唯一人生價值，物質主義甚囂塵上。

當然，增長主義意識形態和政策組合確實發揮了作用，它們在經濟的自然增長之外，帶來了超常規增長。但是，超常規經濟增長模式在創造奇蹟的同時，也必然帶來嚴重的經濟、社會、政治乃至社會精神問題。

過分地追求高速增長的目標，政府的結構必然發生扭曲，政府會偏離自己的正當本性，成為逐‘利’的公司。經濟學界熱衷議論的地方政府間競爭，就是增長主義的產物，而這種競爭展開的前提就是官員商人化，政府公司化。其結果是可怕的，這種可怕後果，在拆遷、徵地領域中表現得最為觸目驚心。

這個時候，高速經濟增長就變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