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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監因此責怪商鞅，商鞅卻道：“我向孝公說的是帝道，他聽不懂而已。”

五天之後，應商鞅之請，景監又求得秦孝公召見了商鞅。這次二人之間有了一些交談，但商鞅的表現還是不能讓孝公滿意，於是秦孝公又責備了景監。而這一次商鞅對景監說：“此次我與孝公談的是王道，他還是不太懂。”其時，商鞅懇請景監再為他爭取最後一次面見孝公的機會，如果還是不成，他就決定回家去種瓜了。

於是商鞅第三次晉見孝公。此次兩人相談數日不厭。甚至在談話當中，孝公不知不覺把身體都移到席案前面來，與商鞅促膝而談。事後景監問商鞅：“你此次怎麼能使孝公如此滿意？”商鞅道：“我這次談的是霸道，孝公因此大悅。”

縱觀中華歷史，一個王朝統天下、治國家不外乎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王道”，一種便是“霸道”！王道是聖王之道，而霸道則是依靠暴力實行統治。聖王之道是靠道德教誨和教育來貫徹的，正所謂德治教化。而霸道則依靠強制手段來推行，武力就是其力量的源泉。

依孝公之意，行帝王之道等得太久，他沒有這個耐心。而行霸道能及時看到國家富強，這才合了他的意思。所以秦孝公任用商鞅在秦國推行霸道。

事實也正如孝公之意，行霸道讓孝公及時看到了秦國的富強。但是，從歷史上又不難看到：以德治國，為公天下，是則天下共舉，可成就五帝之業；以仁治國，澤及百姓，萬國景仰，可成就三王之業！而秦孝公變法以武力治國，秦統一天下，厲行霸道，卻落了個十五年而終。

由此，王道與霸道孰優孰劣，當可一下分辨清楚！

武帝李元霸在與大唐相抗之時，其所作所為並不脫離“霸道”之內。但在大趙立國之後，作了皇帝的他卻也認識到了自己肩上有著千萬百姓的身家性命，責任非常重大。於是武帝便與其師薛道衡憶古思今，只為尋得治國妙方，能更好的治理天下，創造一個“萬國衣冠朝冕琉”的繁華盛世。

二人苦思竭慮，終認為，即便如今大趙國的商務興盛，但中華民族在根本上還是一個農業民族，三千年保守思想的積澱，使得人們追求的始終是和平穩定的生存發展環境。不但為中華歷代統治者追捧的儒家各種理念就是基於此建立起來的，而且，歷史上影響中國以及東亞幾千年的“華夷秩序”和“朝貢體系”也是這種需求的對外拓展。

“華夷秩序”強調以中華帝國為中心，互不侵犯、不干涉他國內政和不欺寡凌弱，禮尚往來。“朝貢體制”則是中國的皇帝在安撫外圍的朝貢國之時，以“予多取少”的原則處理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武帝前生歷史上的漢唐盛世，就是具體體現。

當然，這些並不是單憑軍事、政治、經濟等實力就可做到，更為重要的是，古代中國的文明模式在全亞洲、乃至全世界都擁有無可匹敵的優勢。這使得周邊諸國對中國的儒家文化敬慕景從，而在華夷秩序中，諸國信奉儒家文化便是朝貢體系得以延續千年的根本所在。

以前史為鑑，與秦孝公的選擇不同，武帝與薛師一致認為，奉行“王道”方為大趙治國上策！而講究仁義，以德待人，令別人心甘情願承認你的地位……這就是王道！

於是，自華紀三年起，大趙國對內以禮法治國，讓百姓安居樂業；對外則暫時停止了擴張，實施睦鄰政策，與各國友好相處。

此時的大趙，當真好一派泱泱大國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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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紀九年春，大趙國都城洛陽的街頭。

“師祖，我們偷偷跑出來不會被爹爹抓住吧？”一個大眼睛的小男孩問向薛道衡。

“不會，不會！你小子至少問過五次了！……你爹政務繁忙，哪有時間來抓咱們？”薛道衡眉頭一皺，不